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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红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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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穷山恶水出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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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红梨 于 2019/5/31 15:22: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珠三角
    电视剧《乔家大院》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晋商不畏险苦、足迹遍南北的成功商旅之路,他们最终造就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的繁盛局面。其实在古代,著名的商人不只有晋商,还有徽商,正所谓“南有徽商,北有晋商”、“无徽不成镇,无晋不成街”,晋商和徽商在城镇工商业最繁荣的明清时期平分天下。

    有意思的是,晋商、徽商所在之地都算得上交通不便的穷山恶水,按理说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活跃在各大商业中心的商人应该是来自其附近的百姓才对,怎么会变成那些深山老林的农民呢?

    

    地少人多谋生难

    在以农业为重的古代社会里,人们毅然决然地敢于世代弃农从商不是因为眼光超前,看到商业的前景好于靠天吃饭的种地,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地少人多,一个农人分不到勉强糊口耕地,当单纯靠种地维持生计成为奢望的时候,才不得已走上了不被时人看重的经商行当。

    晋商的发源地山西,地处北方的黄土高原上,由于历代建造宫室采伐树木、百姓开垦耕地,到了明朝就因为水土流失严重而水旱灾害频发。而此时,明朝廷出于自身统治考虑,多次强制周边百姓移入山西境内,从事垦荒和军事屯垦,使得山西人口出现了成倍增长,本就土地贫瘠、收成欠佳的山西遭遇双重打击。人多地少导致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求一线生机,个别地方因为人们纷纷出外经商而“十室九空”。

    徽商的故乡是古徽州地区,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群山环抱,地势崎岖,古谚有“七山半水两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把丘陵开垦为农田,十多层梯田也凑不足一亩地,收成更是微乎其微。地少且不好耕种,但是古徽州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倒不断增加,这都是由于历朝历代躲避战祸的人不断迁移来的,到了明初,徽州地区人口竟达60万之多。如此一来,地狭人多的问题进一步加剧,据统计,在南宋时期,徽州人均耕地面积有15亩之多,到了明万历年间仅有2.2亩,清康熙年间萎缩到了1.9亩,而以明清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计算,想要维持一个人能在一年中吃得上饭而不被饿死,每人需要4亩地!于是和晋商一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徽州百姓为了吃上一口饭才外出经商,当地俗语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正是古徽州少年人踏上经商之路的诙谐写照。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成功的商人获利百万让人眼红,但是商人的地位并不高,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这个行当称不上是令人称羡的职业,只不过是穷则思变,没有了耕地赖以生存,为了活下去人们不得不放下身段从事些贩夫走卒的营生而已。

    

    得天独厚位置优

    如果说,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都可以出大量成功的商人的话,那中国就会不止晋商、徽商了。在明清时期,自然条件不好、人口又多的地区多如牛毛,比如福建、江西等地区,但其他地方就没有出现像晋商、徽商这样有影响力的商帮。

    细究起来,虽然山西和古徽州地区不利于耕种,但是发展商业还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上帝关上了一扇门还是开了一扇窗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内连广阔的北方农耕区,处在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晋商担当起了连接西北和中原的商业使者角色,自古以来,中原汉族百姓生产、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来自于北方蒙古地区;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例如茶叶、粮食、布帛等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所以晋商充当南北物资交流的 “倒爷”身份。《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就专程南下去福建种茶,然后北上贩卖到俄罗斯的恰克图。

    徽商就更加幸运了,徽州山区虽然产粮不足,但其它物产丰饶,土特产繁多,而徽州距离全国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人口教稠密的大市场——长江三角洲最近,这是明清时期稳居全国之首的大市场,徽商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虽然山区的陆路交通不尽如人意,但是徽州拥有四通八达的水路,以当时的条件,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顺水路出发,可以到达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南京、镇江、扬州等经济发到的各州府,而进入京杭大运河之后还可以沟通北方各地。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辐射四方的水路交通网和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市场做后盾,徽商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运回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这一来一回徽商获利颇丰。

    天时地利时机好

    除了便利的地理条件,晋、徽商人还赶上了明朝对商人放宽限制的契机,为他们的迅速崛起以及后来叱咤商界五百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商和徽商起家靠的都是贩盐,盐作为最重要的生活物资之一,一直都是古代国家垄断经营的一项重要物资,商人根本无从插手。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因为明朝刚刚建立,国困民穷,退至大漠的元蒙残余军队还坚持不懈地南下骚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北方地区百姓的安全,明朝加强了蒙汉旧长城一代的修筑工事并增加了驻扎大军,为了保证数目庞大的驻军的物资供应,朝廷以放宽盐业专营的条件诱使民间帮忙运送物资,规定只要民间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定额的粮食运到北边重镇,就能获得政府颁发的食盐专卖凭证,经营利润巨大食盐买卖。

    山西解州是周边各省食盐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整个山西省乃至陕西、河南、蒙古长城沿线等中国西北、北部地区,都是解盐的行销区,占尽地利的山西率先走上了贩盐之路,山西盐商称得上是最早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全国的专卖商。极具商业敏感度的徽商也看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商机,虽然徽州与北边相距数千里,不过对于号称“徽骆驼”的徽商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徽商大量涌入北方分得了食盐专卖的一杯羹。

    经营盐业是晋徽两地商人迈向发家致富的第一步,之后他们扩大经营范围并且形成各自擅长的领域,凭借着传统道德的信用保证和宗族势力的支持,晋徽商人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向了世界。19世纪末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晋商不仅稳固地垄断了北方的贸易市场和资金调度,在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至俄罗斯,东至日本,西到阿拉伯国家的广阔地域里遍布晋商的足迹,甚至还将贸易触角伸向了欧洲,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夸张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地方,就有山西人。而把经商当成“第一等生业”的徽商的足迹同样远至暹罗(今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以及欧洲的葡萄牙等地。

    可惜,随着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丛生,这两大中国商帮在20世纪初逐渐衰落沉沦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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