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
发现信息价值

微信扫一扫
分享此帖文

发帖人:
大书蠹
 |  只看此人
   楼主
收藏
收藏成功
添加
添加标签来管理你的收藏吧!
| 刷新 | 字体缩小 | 字体变大
[转帖]种族主义科学为何在今天死灰复燃?
2874 次点击
6 个回复
大书蠹 于 2019/5/31 20:20:5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二战后,“种族”之间存在基因差异之类的说法被打成禁忌。然而到了今天,随着极右翼的复苏,种族主义科学也卷土重来了。

    Angela Saini      来源:界面新闻

    

    2017年波兰独立日,民族主义者在华沙参与游行,极右派政治人物汤米·罗宾森和罗伯托·菲奥里也加盟了这次游行 图片来源:Bartlomiej Zborowski/EPA

    1985年,历史学家巴里·梅勒(Barry Mehler)做了个梦。他的研究带领他来到了一篇阴森晦暗的学术领域——极右翼。在工作的时候,他有时会发现自己虽然醒着,却浸入了潜意识里,这些思绪成了他睡梦的着色盘。在梦里,他两岁的儿子被困在一辆失控的汽车里,沿着小山坡一路猛冲。“来回两个方向,交通都川流不息,而我站在路中间,绝望地挥舞双臂,想要让车流停下来,好让我儿子逃过一劫,”他对我说,“这大概就是我当时感受的一种隐喻吧。”

    梅勒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是优生学家,或者有着相同的种族主义世界观,而梅勒关心的是他们战后的情况。“我真正的关注点在于新老意识形态之间的连续性和衔接性。”他了解到,在学术界,有些人依然恐惧对“白色种族”的威胁,同时在圈中还有着一个组织良好的网络,试图将这些意识形态带回主流学术和政治领域。

    梅勒是犹太人,可以理解,他面对这一切心里都不太舒服。很快他就发现,一边是极右翼知识分子网络的发展,在另一边,纳粹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推行和扩张也十分快速、具有破坏性,二者之间不无相似之处。梅勒感到不寒而栗,过去那残酷的暴行还有可能继续重演。很难不去想象,在这些历史的深处,那颗意识形态的心脏仍在跳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要拼命阻止这种事再度发生。在我看来,人类正在走向更多的种族灭绝。”他的声音让人们的焦虑原形毕露——即便是在最强大的民主制度下,政治稳定依然如履薄冰。

    我也渐渐开始理解他的这种恐惧。梅勒谈到他在大屠杀中幸存的亲人时说,“他们时刻准备着,以防哪天所有事情都一下子乱了套。”他的话在我耳旁萦绕,我从来不曾设想,自己也会亲身经历这样的时代,产生这样的感觉,对未来会有如此的焦虑。然而事实确乎如此。

    我成长于东南部的一个印度-旁遮普家庭,家住的地方离1993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等车的车站不远,而他正是在这里被五名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这个年轻人只比我大5岁,劳伦斯的遇袭也在我们这整代人身上留下了烙印。老英国国家党书店(英国国家党是一个英国极右派政党)和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同一条街,某种程度上来说,种族主义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底色。不过在此之后,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似乎出现了转机。五年前,我的儿子出生,那时候的英国社会似乎正在拥抱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还是时任总统。我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比我那时候更美好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是后种族歧视世界里。

    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脱轨了。在欧洲和美国,极右翼和反移民群体正在走向台前,积攒力量;在波兰,民族主义者扛着“纯种波兰、白色波兰”的口号上街游行;在意大利,右翼领导人因为承诺驱逐非法移民、拒绝接受难民而备受民众追捧。同时,白人民族主义者还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时代的俄罗斯看作是“传统”价值观的守卫。

    

    “认由他们叫你种族主义者。把这当做是一枚荣誉徽章吧。”史蒂夫·班农,曾任特朗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师 图片来源:J Scott Applewhite/AP

    在2017年德国国会大选中,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拿下了超过12%的选票。去年,告密者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声称,和特朗普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关系紧密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在2014年中期选举的过程中滥用Facebook用户数据,利用种族差异的方法,拿非裔美国公民作靶子,想办法在白人保守派中间取得支持。2017年离开白宫后,班农成了欧洲极右派的关键人物,而现在,他还希望在意大利的一座修道院里开设一个“另类右派”(alt-right)学院。

    这一点在二战后的“科学种族主义者”中间产生了共鸣。他们在主流学术界得不到话筒,便直接开辟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创造出自己的出版物。和过去相比,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多亏了互联网,他们现在想要吸引资金和支持要容易得多。2018年,在法国,班农对极右民族主义者发出号召:“任由他们唤你作种族主义者,任由他们说你仇外,任由他们叫你本土主义者吧,权当这是一枚荣誉徽章就好了。”

    ***

    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这种知识领域种族主义的恶性蔓延。我们面对的不只是迎面撞上的那些拿刀刺我们的种族主义暴徒,更有西装革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那些手握权柄的人。和梅勒一样,我也遇到了一种严密的网络,其中包括世界顶尖大学的学者,他们企图针对种族和移民展开交流,并引领公众的辩论。经过循循善诱,他们的观点很容易便能滑入人们的认知里,从而接受所谓“外国人”天然就会构成威胁,因为我们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这帮“阴谋集团”里的人正在通过科学武装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些人把自己标榜为“种族现实主义者”,这个词也正反映了他们站在自己角度所看到的科学事实,同样还因为即便是对绝大多数种族主义者来说,如此直白的把自己成为“种族主义者”也还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他们来说,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生理差异,而其后果之一,举个例子,就是有些国家天然会比别的国家更聪明。这些“生物学事实”巧妙解释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没有一个基因是只存在于某个种族的人群中,而不存在于另一个种族里的。我们都是古代迁徙和近现代移民的产物。”

    这些所谓的学者都是老滑头,他们善用委婉语,用看似科学的图表和晦涩难懂的说理来包装他们的观点。乘着全球民粹主义的浪潮,借着互联网的好处来交流沟通、发表言论,他们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但正如梅勒所说的一样,他们并不是首创。

    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现代科学诞生之初。在今天看来,种族是如此有形可感,我们似乎已经忘记,种族的分类往往是武断随意的。18世纪,欧洲科学家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人种,发明了所谓“高加索人”这样的分类,对其他人的生活却所知甚少。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没有人能百分百确定,给我们口中的“种族”下一个定义。有的人说世界上有三个人种,有的人说四个、五个,甚至上百个种族。

    直到二十世纪末,才有基因数据表明,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类差别并不是棱角分明的“硬类型”,而是细微渐变形成的结果,每一个本地群体都和另一个群体相融。在人类的基因差别中,95%都处于主要人种群体的内部,而不是夹在二者之间。也就是说,尽管我的外表和住在楼上的英国白人妇女一点都不像,但也许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和她在基因上的共同点可能比我的印度裔邻居更多。

    我们无法从生物学的角度划分种族,因为它就像云中的一个影子一样难以捉摸。假如说我们要通过肤色来划分人种,然而我们的眼睛并不会考虑到,浅肤色的这种基因不仅存在于欧洲和东亚人的身上,在非洲一些古老的社会里也一样能找到浅色皮肤的人。同时,在欧洲一些早期的采集狩猎社会,人们也有着黑皮肤和蓝眼睛。没有一个基因是只存在于某个种族的人群中,而不存在于另一个种族里的。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古代迁徙和近现代移民的产物。一直以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熔炉里。

    

    本文作者Angela Saini 图片来源:Gareth Phillips/The Observer

    种族是个反命题。在种族科学的历史中,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这个世界划上了分界线,随着时代更迭,这些界限的内涵也有所改变。在十九世纪有一位欧洲科学家,他的观点与众不同,认为和其他任何人相比,白人在生理上总是具有优越性。同时他还很可能认为,女性在智力上低人一等。在人种的权力等级金字塔中,欧洲血统的白人男性在最顶端,而他们也以这一假设为圆心,顺手写下了人类种群的科学故事。

    由于种族科学打骨子里就带有政治性,因此突出的思想家利用这种科学来捍卫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也不足为奇。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欧洲才配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只有英国才能在印度修建铁路。有的人依然认为,欧洲白人有着一套独特的遗传特质,能够推动他们走上经济支配地位。正如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所说的那样,这些学者也相信,“非洲的悲剧在于,非洲人不曾完全走进过历史……在那里,不管是人类努力,还是进步的思想,都没有容身之地。”

    ***

    我们还没完全和过去撇清关系。过去的意识形态和今天的说辞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梅勒能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小心翼翼追踪的正是这条连接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科学逐渐被打成了禁忌。然而有几个关键人物依然完好保留这这一世界观。梅勒发现了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罗杰·皮尔逊(Roger Pearson)。皮尔逊曾经是英属印度军队的一名军官,今天已经九十多岁了,拒绝了我的采访。五十年代,他成为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几个茶园的总经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印度印刷出版。他的文章主要探讨种族、科学和移民问题。

    梅勒说,不过多久,皮尔逊就和全世界有着类似想法的人联系上了。“他开始试着系统地将那些战前研究优生学和种族的学者组织起来。在二战中,他们的职业生涯统统瘫痪,而在战后时期,他们终于得以努力重组自己。”这些学者包括效力于纳粹的人种科学家奥特玛·弗雷赫尔·冯·韦斯楚尔(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战争结束前,他从奥斯维辛源源不断地迎来被谋杀的孩子,并把他们的身体拿来做实验。

    皮尔逊的出版物之一名叫《北境之人》(The Northlander),其定位是“泛北欧事务”每月评论,简单来说也就是讨论那些欧洲北部白人关心的事。这本刊物的第一期在1958年出版,控诉了二战后由于“黑人军队”依然驻扎在德国而大量出生的非法儿童,同时,从西印度群岛涌向英国的移民也是这一期杂志的重要议题。“这些原始民族的样貌和声音、他们带来的丛林律动让英国人感到震惊,”皮尔逊发出警告,“我们为什么就看不到,这样的腐坏正在英国本土内悄然发生呢?”

    他的新闻稿信源来自于世界各地他所能接触到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的观点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大多都不被接受。几十年后,皮尔逊已经来到华盛顿特区,继续他的出版事业,其中包括1973年创刊的《印欧学研究》(Journal of Indo-EuropeanStudies)、1975年创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研究》(Journal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1982年4月,他收到了一封白宫来信,上面附着罗纳德·里根的签名。这位前总统在信中对他予以盛赞,称他的做法“支持了那些认可自由企业经济,以及坚定、连贯的外交政策以及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学者”。皮尔逊也很好地利用了总统的背书,为自己募集资金,获取更广泛的支持。

    “公众也许会以为,科学种族主义已经死亡,但在雷达探测不到的地方,种族主义者永远活跃。”

    与梅勒一样也在研究种族科学家的还有基斯·赫特(Keith Hurt),赫特生活在华盛顿,是一个说话细声细语的公务员。他惊讶地发现,“在美国,竟然还存在一些网络和组织,宗旨是保留一些我觉得是民权运动之前,甚至是上世纪早期优生学运动如火如荼时才会有的思想,”他补充说,“照目前看,这些思想依然在悄悄成型、发展、推广。”

    “他们有着自己的出版物,还有独立的出版社。他们可以在内部对各自的作品进行评论,”梅勒告诉我,“这简直就像在学术界发现了一整个小世界。”正是这些人一直在给科学种族主义注入防腐剂。

    1988年3月,梅勒和赫特在美国《国家》周刊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主人公是北爱荷华大学的一名教育心理学教授拉尔夫·史考特(Ralph Scott)。在这篇报道中,两位作者称,史考特在1976和1977年曾接受一位富有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以假名捐助的资金,并用它来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抵制强制校车计划的运动(美国强制校车计划是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手段,旨在通过校车在不同地区接送学生,以促进学校的种族融合)。出乎意料的是,1985年,里根政府将史考特送上了美国民权委员会爱荷华州咨询委员会的头把交椅,这个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执行各种反歧视的法规。走马上任,获得一定影响力之后,史考特便开始给皮尔逊的期刊投稿了。

    对那些站在政治光谱极右侧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等待博弈,只要他们能生存下来,并且继续维持这个网络,那么通向主流视野的入口再度打开便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民众可能认为,科学种族主义已经死亡,但在雷达探测不到的地方,种族主义者永远活跃。在1994年出版的臭名昭著的畅销书《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中,美国政治科学专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心理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提出,非裔美国人在智力上不如白人和华裔美国人。《纽约书评》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他们的参考文献中有五篇都出自《人类季刊》(Mankind Quarterly)——由皮尔逊和冯·韦斯楚尔联合创建。除此之外,他们还引用了不少于17名曾在这本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学者。《美国行为科学》(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的一篇文章称《钟型曲线》满满都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尽管这本书广受批评,2017年的一期《美国科学人》杂志还是指出,默里正因此享受着“一次不幸的声名鹊起”。面对抗议的声浪,这位作者还是被全美多所高校邀请演讲。

    皮尔逊的《人类季刊》直到今天依然在更新,由一个名为“阿尔斯特社会研究中心”(Uls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的智库机构出版;同时,专注于这一类话题的新刊物也大量涌现,还包括电子刊物。《人类季刊》最近的几篇文章包括“种族差异确实存在的世界里谈种族主义”,以及“太阳辐射与智商”之间的关联。移民问题也是一个新晋热门话题。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一幅海报,借用了让-莱昂·杰罗姆的画作《奴隶市场》。文案写道:“不要让欧洲成为‘欧拉伯’(Eruabia)!” 图片来源:Clemens Bilan/EPA

    我与《人类季刊》的一位在任编辑、正在多美尼加工作的生物化学家格哈德·梅森伯格(Gerhard Meisenberg)进行了一次邮件采访。梅森伯格告诉我,不同人种之间存在智力差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犹太人在这方面相当优秀,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表现不俗。黑人和西班牙裔就不怎么样了。这些差异非常细微,但究其原因,最保守的解释大概就是,造成这些差异的诱因大部分都是基因。”梅森伯格和这个网络中的其他人一样,都会谴责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认为他们是被政治正确捆绑的科学非理性否定者——实际上当他们反驳异己的时候,也正是痛批了整个主流科学架构。

    “我认为,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远不只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环境,”赫特对我说,“和几十年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要糟糕得多。”在网络上,这些“种族现实主义者”有着一股顽强的闯劲。加拿大自封的哲学家斯特凡·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在Youtube上的频道已经有接近100万名订阅者,他就在这里发布独白布道,时长之久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让观众臣服而设计的。“自然母亲就是种族主义的,”他在视频中说,“我只不过是把这一点照亮了。”他还在节目中邀请了一些嘉宾,包括专栏作家凯蒂·霍普金斯(Katie Hopkins)以及畅销书作家乔丹·彼得森。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原本在网络上夸夸其谈、炮制各种文章的人已经转战到其他一些更有公信力的空间中。就在不久前,有着牛津教育背景的社会科学家诺亚·卡尔(Noah Carl)在剑桥大学圣埃德蒙德学院获得的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奖学金被迫取消,因为经过调查证实,他曾经与“一些持有极端主义观点的人合作”。作为《人类季刊》的供稿人之一,卡尔还在另一本期刊指出,为了保护言论自由,他拥有发表“基因可能导致人类各群体之间的心理差异”这样的言论。另外,学院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他的科研活动和其他人际关系“表明他学术表现乏力,传播极端右翼观点,同时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

    “白人至上主义期刊”《人类季刊》的编辑已经开始慢慢把自己安插到其他更有威信的科学出版物中。这本杂志的助理编辑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今天成为了《人格与个体差异》(Personality andIndividual Differences)期刊编辑顾问委员会的一员,由全世界最大的科学信息出版商爱思唯尔公司出版,同时有国际顶级期刊《Lancet》坐阵。2017年,林恩和梅森伯格双双被选入《才智》(Intelligence)期刊的编委会,这是一份心理学期刊,同样由爱思唯尔出版。

    2017年末,《才智》的主编告诉我,林恩和梅森伯格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杂志中,正是反映了他“对学术自由的承诺”。然而当我和他及爱思唯尔公司聊过后,2018年底,我发现这两位学者的名字被悄悄地从编委会名单上擦除了。

    那些曾经是禁忌的东西高举“学术自由”和“多元化观点”的大旗,得以站稳脚跟。在学界,那些持有争议性政治观点,原本缄口不言的人现在正在慢慢从隐蔽的角落里冒出来。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然》杂志甚至在社论中敦促科学家要小心谨慎,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兴起的极端主义者肆无忌惮地滥用。

    

    白人民族主义作家杰瑞德·泰勒也曾给《人类季刊》供稿 图片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Getty Images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杰瑞德·泰勒(Jared Taylor)是《人类季刊》的作者之一,也是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中的主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创办了《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杂志。他常常借用动物学家雷蒙德·哈尔(Raymond Hall)在人类季刊创刊号中所写的一句话来捍卫种族隔离制度:“同一物种的两个亚种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地理区域。”

    “对于那些汲汲于兜售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来说,‘科学’只不过是用来包装的一种方式,好让自己显得更学术、更客观些。”

    泰勒的美国文艺复兴组织大会被人类学家罗伯特·沃尔德·苏斯曼(Robert Wald Sussman)称作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分离主义者、新纳粹分子、3K党成员、否认大屠杀的人和优生学家”的聚集地。在这次大会上,男性与会者都该穿着西装,好将自己和大多数人对于种族主义者凶狠剽悍的印象区别开来。然而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参与者表示,他们在使用“黑鬼”和“中国佬”(Chink)这样的字眼时毫不避讳。

    在赫特看来,显而易见,那些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野蛮生长的种族主义科学,在纳粹的“种族卫生学”里得到了最有效的例证,而且即便纳粹政权垮台,这些思想还是继续活到了今天。“特朗普当选总统,这让很多人意识到,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曾经我们有过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社会背景,然后是移民与隔离,在今天这个时代,右翼议程进入了主流。本土主义依然是个问题,但反对在多元文化社会提倡种族平等的声浪也越来越大。对于那些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来说,“科学”只不过是用来包装的一种方式,好让自己显得更学术、更客观些。

    “经历过二十世纪那些苦难,种族主义科学为什么到今天依然存在?”美国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思(Jonathan Marks)质问,这位学者致力在学术界内抨击种族主义。他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回答:“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右翼拥有强大的后盾,有人出资赞助人类差异的研究,目的就是将这些差异转化成为不平等的基石。”

    今天的“种族现实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由于不同人种在生物层面存在差异,所有支持多样性、提倡平等机会,为了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而创设的项目注定面临失败。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快锻造出一个公平的世界,那么个中原因一定是某个永久的自然障碍——归根结底,我们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嵌套的悖论。”马克斯继续解释说,其一,人类这个物种包括几个离散的种族,每个种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其二,这并不能从内在和本质上解释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这里所指的是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但这并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不公平。这些科学家想要操纵科学,给社会进步建一道想象中的边界墙。”

    直到2012年加拿大心理学家约翰·菲利普·拉什顿(John Philippe Rushton)去世前,这位“种族现实主义”领域最杰出的人物的名字依然常常出现在《人类季刊》等出版物的引用文献中。他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观点,声称因为大脑的大小和生殖器尺寸成反比,所以黑人比白人“得到更多眷顾”,却不如白人聪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加拿大读者最广的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上争取到了一块版面,发布对他百般赞美的讣告。拉什顿认为,《钟形曲线》走得还不够远。此外,他的作品还曾经出现在斯特凡·莫利纽克斯的节目里。

    当拉什顿的作品《种族、进化与行为》在1995年出版时,心理学家大卫·巴拉什在一篇评论中激动地写道:“腐坏的科学和恶毒的种族偏见就像脓一样,从这卑鄙的作品中的每一张书页上滴落。”拉什顿“带着虔诚的希望”,收集了一大把不可靠的证据碎片,“希望能通过结合众多不同的肮脏数据,合成有意义的结果。”巴拉什继续在评论中写道,然而,事实上,他得到的不过是一大堆狗屎。到了2019年,拉什顿依然是“种族现实主义”和“另类右翼”团体中的符号性人物。

    本文作者Angela Saini的新作《优越:种族主义科学的回归》(Superior: The Return of Race Science)已由4th Estate出版社出版。

    (翻译:马昕)


分享: 分享到新浪微博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给朋友
凯迪社区APP下载
pc蛋蛋注册 北京pk10计划 彩票开户平台 购彩平台网址 彩票开户平台 pk10游戏 购彩平台网址 pk10游戏 彩票开户平台 购彩平台官网

优秀帖文推荐

    回复 | 引用 | 举报